刘邦建汉后，“自天子以至百官，无不佩剑”。在当时剑不仅可以防身自卫，而且也是一种礼仪制度，用来表示人的英雄气概。佩剑是有要求的，董仲舒在《春秋繁露》中说：“剑在左，刀在右：剑在左，青龙象也”

汉后“唯朝带剑。晋世始代之以木，贵者犹用玉首，贱者赤用蚌、金银、，帽为雕饰”。以目剑代替铁剑来佩饰，只能是显示沿袭前朝之俗和做等级鉴别之用，与防御无关。佩铁剑的目的十分明确，即防身迎敌之器用。在《隋书·礼仪志》所记载的舆服制度中，按官品的高低作出各种不同的佩剑规定“一品，玉器剑，佩山玄玉二品，金装剑，佩水苍玉三品及开国子男，五等散品名号侯虽四品、五品，并银装剑，佩水苍玉，侍中己下，通直郎己上，陪位则象剑。带直剑者，入宗庙及升殿，若在仗内，皆解剑。一品及散郡公，开国公侯伯，皆双剑二品、三品及开国子男、五等散品号侯，皆只佩，缓亦如此”从佩剑看，等级也是分明的不谙剑术的人，为了炫耀等级，往往也要佩剑。

3.武当尚剑(剑是道家降妖除魔的法器)

剑器在武当道内原是做法事、搞庆典等必备之器物。武当剑器原本是以桃木剑为假借，以特定的环境为道场，以具有较高智慧的修真高道为主导，开展所谓“降妖驱邪”，以“安其身”或以“定其所”的道教活动时使用的器具。后又演化为道徒拜别师父时，师父将拂尘、红绞及剑赠与徒弟作为告诫和醒示物三尺青锋宝剑斩断情线尘缘。道徒一旦被俗事所恋，难以割舍，当想起师父所赠的三尺宝剑，当机立断，挥斩尘缘，一心向道，神定心安。所以武当道内，剑是“斩妖驱魔”的利器，是正义的象征。修炼之时，“驱心魔”是里，有形剑为表，由表及里，表里如一，躯舞剑挥，自然一体在武当道教眼里，剑成了降妖除魔的法器，因此尚剑成了武当必不可少的信仰。

道教武当山，首先是尚剑，“武当有渊源，宝剑值千金”据宋代《玄天上帝启圣录》记载：玄天真帝君越海东游时，丰乾大天帝赐给他一把“黑驰裘角断魔雄剑”，令他佩此剑居山修炼，收斩妖魔。玄天真武帝君几经历险，后到武当山下，果见山藏谁没，于是入山渡涧，择地隐居内修。据传到元末明初，武当拳祖师张三丰集“黑驰裘角断魔雄剑”之特点，取山中铁英铸剑，并以山下龙泉之水淬剑，取亮石磨剑，历经数年铸成“武当龙门”古剑。宝剑上的七颗金星，若碰到妖魔就会化作万道霞光，以镇邪恶，故称为“七星宝剑”。

张三丰在《熔神铸剑》一诗中写到“师传铸作青蛇法，坤鼎乾炉锻炼成。非铁金生杀气，无形无影自通灵。掣来匣外乾坤窄，收入胸中芥子生。万两黄金无觅处，隐然身畔斩妖精”。可见，武当剑在铸造之初就与站要镇邪相联系。以致后来辽宁北镇人宋唯一在《武当丹派剑士》中称：“武当剑术乃洞玄真人张三丰受真武之大法，原为护道降魔起见。嗣后，祖师立成九派，分为三乘。上乘堰月神术，即字柱、极三字之派也：中乘乃匕首飞术，即符、鉴、匕三字之派也：下乘乃长剑舞术，即釜、筹、丹三字之派也。”其中“降魔”、“堰月神术”、“匕首飞术”等都没有脱离武当剑避邪驱鬼的初衷。

4.剑被文人视为气质和性格的标志

自古以来文人墨客与剑就有不解之缘，表现在他们的行动中，写在文学作品中。儒门鼻祖孔子做主持修订的《六艺》，专门记述了台子羽提剑斩蛟的故事。世称孔子有“三千弟子”其中七十二人精通“武艺”“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”，“勇武而精于剑术”。宋朝著名的诗人陆游“十年学剑勇成癖”，“少携一剑行天下”。

爱国诗人辛弃疾“剑指三秦”的剑韬武略，至今仍激励着仁人志士的报国之心。因为剑形直而光荣，当然更因为剑的美好而神圣，在文人诗歌中，往往被用来比喻刚正不阿的道德情操。剑的杀伐功能，便指向了与贤良势不两立的大臣们。诸如：“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，今日把赠君，谁有不平事”(贾岛《剑客》)王维的“一身转战三千里，一剑曾动百万师”、王健的“轮剑直冲生马队，寸由旗旋踏死人堆”等，都是由剑的神秘所在，又追同到现实人世间。

根据多方考察，在文人的诗句中，剑具有多种象征，嘱咐友谊、自由、浪漫、修身、神圣等，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大大超出了剑本身的意义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